有一種時尚，叫“村字號”

據人民日報報道，近日首份《全國“村字號”文體活動情況報告》在中國文明鄉風大會發布，一組數據勾勒出鄉村的澎湃活力：全國“村字號”活動達24種類型，2024年農民參與文體活動比例升至73.0％，農村累計舉辦各類文體活動超220萬場，其中2200余場流量破10萬的活動直接帶來130.9億元經濟效益。從貴州“村BA”的吶喊到浙江“村舞”的歡騰，從山西“村超”的賽場到四川“村跑”的山路，這些帶著泥土氣息的文體活動，早已超越“娛樂消遣”的范疇，成為鄉村振興中內生動力爆發的鮮活注腳，更藏著鄉村自我革新的深層邏輯。

“村字號”最動人的突破，是讓農民從“場邊看客”變成“場上主角”。過去鄉村文體活動多是“送文化下鄉”，專業團隊表演、農民被動觀看，熱鬧過后只剩沉寂。而“村字號”徹底扭轉了這種模式：貴州印江辦“村戲”，挖掘124個民間故事、310首民歌，農民自編自演的劇目場場爆滿；浙江玉環的“村舞”比賽，老鄉們自發組隊，從服裝道具到編排演練全靠自己琢磨。這種“農民創、農民演、農民享”的特質，讓活動有了最本真的生命力，比如參與率較2023年提升8個百分點的背后，是農民首創精神的激活，是鄉土認同的強化。當村民在“村歌”里唱出自家的故事，在“村棋”賽場為集體榮譽拼搏，鄉村的精神面貌便完成了從“被動接受”到“主動創造”的蛻變。

比精神賦能更具象的，是“村字號”撬動的經濟增量。它打破了“鄉村文體不賺錢”的固有認知，走出一條“文體搭臺、經濟唱戲”的融合之路。山西嵐縣的“村超”賽場外，農特產品展銷區人頭攢動，土豆、小米借賽事熱度賣斷貨；四川雅安的“村跑”期間，周邊酒店入住率飆至80％，非遺產品銷售額增長23.5％；浙江安吉更借“村字號”盤活生態資源，300多家鄉村咖啡館年接待游客超615萬人次。這種融合不是簡單的“賽事＋擺攤”，而是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——“村跑”帶動民宿餐飲，“村展”激活農產品銷售，“村播”讓非遺手藝走向全國。數據顯示，“十四五”期間流量破10萬的“村字號”累計實現經濟效益436.1億元，預計2025年達142.8億元，較2021年增長58倍，證明鄉村文體完全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。

更意外的價值藏在治理層面，“村字號”成了鄉村矛盾化解的“潤滑劑”和基建提升的“催化劑”。浙江玉環有干部坦言，辦“村舞”比賽后，老鄉們往來增多、歡聚一堂，矛盾糾紛數量下降兩三成；貴州臺江臺盤村因“村BA”爆火后，基礎設施全面升級，曾經偏遠的村莊如今10分鐘上高速、20多分鐘到高鐵站。這背后是公共空間的重構，“村字號”活動搭建起村民交往的平臺，大家為了籌備賽事分工協作，為了集體榮譽凝聚共識，基層組織的號召力也隨之增強。北京師范大學楊力超副教授的觀點切中要害：“村字號”提供了鄉村公共生活的載體，讓群眾因共同目標凝聚，集體認同感自然提升，治理難題也隨之破解。

但“村字號”要從“一時熱鬧”變“長久紅火”，必須破解成長中的痛點。從調研情況看，跟風模仿是最突出的問題。有的地方看到“村BA”火就照搬，沒有本土特色導致觀眾寥寥；有的地方活動形式單一，年年都是唱歌跳舞，農民漸漸失去興趣。此外，基礎設施不足、專業人才匱乏也制約發展，西部一些村莊因沒有標準場地，賽事只能在曬谷場舉辦；不少“村字號”因缺乏運營人才，流量變現困難。這些問題提醒我們，“村字號”的生命力在“土”在“特”，而非簡單復制。

讓“村字號”行穩致遠，關鍵要守住根、育好人、融好鏈。堅守鄉土特色是根本，像貴州印江那樣深挖本地文化資源，打造獨一無二的IP，才能避免千篇一律；培育人才是核心，既要推動文藝人才下鄉“種文化”，更要扶持鄉土能人，讓農民自己成為活動的組織者、運營者；多元融合是路徑，做好“村字號＋”文章，將活動與農產品展銷、鄉村旅游、文化研學結合，讓文體活力轉化為持續的經濟社會效益。安吉的“村咖＋生態旅游”、嵐縣的“村超＋農產展銷”，都是可復制的成功經驗。

“村字號”的崛起，本質是鄉村振興的“自下而上”模式的成功。它不是靠外部輸血打造的“盆景”，而是鄉村內生動力爆發的“森林”；它證明鄉村不需要依賴城市的文化輸入，本土的故事、農民的創造，本身就有強大的生命力。農業農村部唐珂司長說得好，這是“千萬工程”經驗的生動實踐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鄉村樣本。未來，只要守住鄉土底色、激活農民主體、深化融合發展，“村字號”必將掀起更壯闊的活力浪潮，讓鄉村振興更有溫度、更具底氣。（黃鶴權）